——读《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有感

500页的一本书,握在手里还是相当有分量的,我花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才把它读完。一方面因为我喜欢同时阅读几本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厚度和论述的扎实细致程度。一旦读完了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种空前的满足感,以致激动兴奋不已。

作为历史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英文书名为《Guns,Germs,andSteel》,以下简称为GGS)试图回答一个由耶利(巴布亚新几内亚政治家,作者的朋友)提出,但实际上早就困扰了世界上很多人的问题: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最后带来枪炮、凶恶的病菌和钢铁的竟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为什么在1532年,是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在秘鲁城市卡哈马卡被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俘虏,而不是阿塔瓦尔帕到马德里俘虏了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呢?

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攫住了我的好奇心。尽管一直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书,但还从来没见到一本书是从这个角度审视历史的。不过,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可一点儿也不简单,因为这需要借助几门从表面看似乎与人类历史毫不相干的科学学科所提供的新的知识,并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体系。这里面首先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再加上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病菌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所有大陆和主要岛屿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多亏GGS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具备横跨几个学科的广博的专业知识以及对于一系列人类社会的直接体验,否则GGS将无从诞生,我们也就无法获得耶利问题的答案了。

那么书中究竟是如何回答耶利的问题的呢?在前言中,戴蒙德把GGS的内容概括成一句话: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换言之,并不是人种的原因,而是地理对历史影响的结果。戴蒙德在书中有力地驳斥了种族主义的观点,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样的事实:现代的“石器时代”的部落通常可能比工业化的民族更加聪明,或至少一样聪明。(我忽然想到,这不正好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并未促进人类智力的增长吗?难怪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表示,他并不认为人类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生产一定是一种进步。)但为什么他们最后在技术上还是那样原始呢?

最核心的终极原因是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这里的“粮食生产”是指通过农业种植和畜牧来生产食物,而不是靠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而种植和畜牧的对象——农作物和牲畜是从原来的野生植物和动物驯化而来的。但是可以用作驯化的动植物在各大洲的分布很不均衡,导致世界上只有几个地区成为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而粮食生产从原来的这几个中心向其它地区传播的速度存在很大差异,这和各个大陆的轴线方向(欧亚大陆主要是东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则主要是南北向)有着莫大的关联!地理的重大影响至此清晰可见。

然后,伴随粮食生产而来的,有密集人口所特有的病菌,有文字的发明,有技术的创新,还有行政体系(酋长、国王和官员)的出现。而这种行政体系不但对管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地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和组织征服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嗯,我终于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理出了GGS的主线。感谢这篇文章,是它让我下决心认真地对整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梳理。话说这本书真的值得一读再读,因为它的整个论述过程都充满了吸引人的细节,信息量巨大。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当属中国在东亚文明中所起的作用。这作用可比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大了去了!以前我们只知道中国文化的声望值在日本和朝鲜很高,日本至今还在使用汉字。我们不知道的是,自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就已经开始了使热带东南亚中国化的进程,以至于先前的热带东南亚民族在这一地区的现代居民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里所有的现代民族(包括缅甸人、老挝人和泰人等等)都是中国的华南同胞的近代旁系亲属!更惊人的是,就连现在生活在遥远的复活节岛上的民族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表亲!也就是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很久,就存在大规模的海外人口流动,其中之一即是南岛人的扩张。南岛人源自中国华南,他们经由台湾到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继而向太平洋诸岛扩张,最远到达了复活节岛!

为什么会有“热带东南亚中国化”,会有“南岛人的扩张”,很简单,因为中国当时的发展领先于被扩张地区。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革新,更先进,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但为何后来的情况却是欧洲崛起,形成了对中国,对伊斯兰世界的巨大优势?对于这个问题,情况显然太过复杂,催生了诸多观点和争论。戴蒙德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最优分裂原则”,不失为新角度、新思路。有的读者看到戴蒙德对于中国的一些言论,感到他对中国不够友好,这显然是自卑心理在作祟。戴蒙德的研究分析是相当客观的,而我们也应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多听听不同的声音。

我特别主张用全球视野看待问题。(就比如给学生讲老舍的《济南的冬天》,我强调,老舍一生走过很多地方:瑞士、英国、美国等等,那他对济南的热爱必然是全球视野下的热爱,这种热爱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这样,就能避免陷入狭隘的境地,也更容易把问题看透。所以基于这种视野的书对我总有强烈的吸引力。不过,世界史一类的书多如牛毛,我更愿意读那些新颖的、有个性的书。前不久,我还“斥巨资”购买了看理想APP的一档付费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挺不错的,推荐给感兴趣的同仁。

说到读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相较于增长知识,我更珍视思想的碰撞。一本书往往是一家之言,如果用求全的眼光来看,难免挑剔,总能找到书里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谁又能写出一本完美无缺的书呢,尤其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诸多读者?如果一个作者能通过一本书贡献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给读者一个新的视角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进而引发读者的思考,这就是一本有价值的、值得去读的书了。GGS就是这样一本书,它因此荣获了1998年的普利策奖,并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品(写这篇文章时我才知道)。

我一定会重读GGS的,并且还要读读戴蒙德的另两部著作——《崩溃》和《第三种黑猩猩》。